多巴胺的“胺”不读ān、卡脖子的“卡”不读kǎ、账号不能写作帐号……

也许你没有读过《咬文嚼字》这本面向编辑、记者、校对、广播制作人、节目主持人、中学教师、文秘等特定群体的刊物，但你或许听过由该刊物评选出的年度“十大语文差错”。这份差错清单，被不少网友称为“语文公开课”。

作为业界知名的专业刊物，《咬文嚼字》问世已近30年，一直坚持以“捍卫语言文字的纯洁”为己任。而在我市，有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坚持向其投稿，并屡屡如愿刊登。

为什么他如此热衷挑错，为何他又能挑错成功？

壹 从旁观到挑错

说起来，“咬文嚼字”这个成语带着贬义，指过分斟酌字句、死抠字眼的行为，但《咬文嚼字》创刊人郝铭鉴将其视作一种严谨细致的态度和对母语的敬畏。“咬书咬报咬刊，咬天下该咬之错”，哪里有语言文字差错，哪里就有这只“语林啄木鸟”的身影。

多年前，东阳中学语文老师吴伟伟见到这本杂志，一下子被其吸引。随着阅读时日渐久，他从读者转身成为作者，加入为众多书籍、刊物挑错的队伍。

吴伟伟从小爱看书，尤爱文史类书籍。2002年从浙江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他进入东中执教语文，至今已有22年，可以说一直都在与语言文字打交道。

过去，字音字形题是浙江高考语文试题的“第一道菜”，考查学生规范使用汉字的能力。近两年浙江高考语文“回归”全国卷（新课标Ⅰ卷）后，虽然不再考字音字形，但成语填空、修改语病、词语辨析等题型仍旧被保留下来。因此，“咬文嚼字”向来是学生的必修之技，也是高中语文老师的傍身之技。“专业对口”的《咬文嚼字》成为不少高中语文老师的案头刊物，吴伟伟也不例外。

订阅这本刊物多年，一个想法逐渐在吴伟伟心里冒头，“看到别人的投稿被刊登，我也想试试，看看自己的水平究竟如何，能不能被认可。”他将平时看书时留意到的差错写成文章投稿，不过最终石沉大海。

对此，吴伟伟推测，这可能是因为自己不懂行规，没有附上所挑差错的图片。想来，专职纠错的《咬文嚼字》编校严格，缺乏来源、根据的稿件“疑罪从有”。于是，他补上了书中“硬伤”的照片重新投稿，这篇以《祖孙焉能成父子》为题的文章后来被收录在《咬文嚼字》2020年第8期中。

在这篇文章中，吴伟伟挑错的对象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书籍《皇帝的名字》（2012年5月第一版）。在该书第19-20页，吴伟伟发现一小段话中有两处差错：一是搞错了唐玄宗与唐代宗的关系，二人应是祖孙而非父子；二是将《唐语林校证》与《唐语林》混为一谈。“咬”差错固然是该文的主要目的，但吴伟伟的“破案”过程才是阅读乐趣所在。他首先拎出了读者需厘清关系的3个人物——唐玄宗、唐代宗、虫娘（寿安公主），并结合《新唐书》《旧唐书》《诗经》等书中的记载，推理出3人的关系，分析作者犯错的原因，并将相关故事娓娓道来。整篇文章知识含量丰富，让人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2023年《咬文嚼字》合订本中收录吴伟伟的文章8篇

“很多时候，人需要来自他人的肯定，以建立一部分自信。”吴伟伟说。文章顺利刊出，被他视为来自权威刊物的肯定，“既然能够登出一篇，为什么不再写写，登出两篇呢？”于是，从2020年到2024年，他持续向《咬文嚼字》投稿，至今已有19篇文章被刊发。特别是后面两年，他的作品呈“井喷”态势，并且屡投屡中，共发表了17篇。

贰 从“-1”到“1”

“在书籍过眼之余，指出其中一二瑕疵，以此印证过往记忆的正误，并作为自己作文的一种镜鉴。”在一篇介绍写作缘起的文章中，吴伟伟这样写道。

因为从小爱看书，吴伟伟的文史类知识储备扎实、文字功底深厚，在书籍、报刊中挑错对他而言并不是一件难事。难就难在从一个差错出发，通过翔实的论据、严密的论证，帮助读者搞清楚错在哪里、真相是什么。“这就得去广泛地搜索文献资料，找到理论依据，然后把资料编排成一篇有条理的文章，这样才有说服力。”除了《辞源》《辞海》等工具书和其他实体书外，他还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中苦苦检索，“就像侦探一样，有差错的文章相当于受害人，总得替蒙冤的人找证据申冤。”

找资料所花费的时间，比写文章本身要多得多。吴伟伟说，有的差错实在找不到资料去论证，那就没办法写，更多的时候是找到了大量资料，但很杂乱，需要理出头绪。缺乏灵感、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他会暂时抛开这些，去忙一些别的事。正如古诗所说的那样，“有时忽得惊人句，费尽心机做不成”，灵感往往在不经意间涌现。而在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他也收获不少，拓展了知识领域，“既可以让读者多了解一些知识，又能提高自己的水平，一举两得。”

比如，最新一期《咬文嚼字》的“文章病院”栏目中，收录了吴伟伟写的《迫害苏轼非“章淳”》。他这次所“咬”的差错出自《今晚报》2024年5月6日第14版《苏轼的“养老”生活》一文，文中误将“章惇”写作“章淳”。为了解释“惇”的字义、用法，吴伟伟引用和提到的古籍就有《说文解字》《尚书》《汉书》《白虎通义》等，又以《方舆胜览》《鹤林玉露》《云麓漫钞》中的记载作为例证，还原了苏轼遭章惇迫害的经过，最后又用《周礼》《淮南子》中的记载，分析了“淳”字的读音、意思等，指出“章淳”之误应是“惇”“淳”形近误读而致误写。

尽管只是一字之差，但若缺乏对汉字的敏感、对历史人物的熟悉，这处差错也不太容易被看出来。而太普通、太常见、太明显的差错，吴伟伟一般不会关注，“简单的差错，别人早就写过了。”

郝铭鉴曾说过，为了便于读者快速阅读，《咬文嚼字》上的文章篇幅一定要短。因此，新一期《咬文嚼字》中，许多文章仅占一页甚至半页版面，但《迫害苏轼非“章淳”》占了两页半。“这说明编辑认为这篇文章不能删太多，多给一点版面可以让表述更完整。”对于这种“隐形”肯定，吴伟伟很开心，但依然谦虚地表示，自己只是资料的“搬运工”，并不生产内容，“比起绞尽脑汁从‘0’到‘1’创作的作家，我只是从‘-1’到‘1’，把错的改成对的而已。”

叁 从杂志到课堂

吴伟伟利用课余时间研究写就的一篇篇差错“破案报告”，并不仅仅局限于发表在《咬文嚼字》上，他的学生也是受益者。

宋徽宗临摹张萱《捣练图》（局部）

因《古人的54个生活日常》一书作者将“砧杵”理解为劈柴用具，吴伟伟对砧和杵进行过相当细致的研究，并写了一篇《“砧杵”到底是什么》，发表于《咬文嚼字》2024年第2期。于是，当语文课上到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时，为便于学生理解“捣衣砧上拂还来”的诗句，吴伟伟用粉笔在黑板上粗略绘制了一幅“砧杵”草图，并简单讲解，希望他的学生不会犯下将“砧杵”当作他物的错误。

明代象牙笏，现藏于江西省宜丰县博物馆

“这些文章之所以会出现纰漏，主要是作者的文言文功底不过关，望文生义。课上我会举这些例子，提醒学生夯实这方面的基本功。”吴伟伟说，自己所写的文章中，许多知识点和高中语文课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把它们引进课堂，可以增加教学的深度和趣味性，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并吸收。比如《“绿衫”“蓝衫”谁人穿》一文中提到了唐代如何以朝服颜色区分官员品秩等级，可以联系到课本中《琵琶行》的最后一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学生必学的文言文《项脊轩志》中，有一句“顷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吴伟伟写的《文官记事用“笏板”》同样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课文。

得知自己的老师时常在《咬文嚼字》上发表文章，吴伟伟的学生中有人因此专门订阅了这本杂志。

目前，吴伟伟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月至少向《咬文嚼字》投稿两篇文章。“虽然文章从开始写到最终写出来，这个过程比较痛苦，但就像练功一样，一旦你对自己降低要求，那可能一篇都完不成。”他十分钦佩这本刊物中那些坚持写稿十多年的作者，“比起他们，我要学的地方还很多，坚持是非常重要的。”

编辑：厉欢欢
二审：陈云
终审：郭好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