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个有意思的设想变成一本书籍与人分享，中间可能只需要一位优秀的图书编辑。

秋日的午后，阳光甚好。走进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中华书局文化遗产编辑部，一位女性在数叠一尺多高的文稿后面低头忙碌着。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除了一桌、两椅、两柜，其他空间几乎被各种各样的书籍占据，令人瞬间想起唐人元稹的“狼籍家书卧满床”，第一次感觉到“狼籍”是个美好的词语，而其意境又与这里竟然如此合拍。

许旭虹立起身来，健壮紧致的身材，被阳光晒成小麦色的皮肤，健康而充满活力。得益于长年累月的羽毛球运动，多年沉浸于书斋的她全无文弱之状，快乐达观的性格在言行举止间流露无遗。墙上“无事此静坐”的书法作品，给斗室增添了些许禅意，却也无声地告诉来访者——静坐，就是主人在一天中最主要的状态。

“我的工作就是看书。”许旭虹爽朗地笑着说，在许多人远离纸质阅读的年代，“看书”已成为一件奢侈的事，这也为她的工作带来许多挑战，但她更享受这份工作的滋养。

1.沉迷看书，中考遭受“重创”

作为出版人，1972年出生的许旭虹接受了专业的历史学教育，打下了扎实的中国历史学基础。1995年，她从杭州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应届考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在这家儒风醇厚的研究所里，她逐渐明晰了职业方向，毕业后进入专门编辑出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的中华书局。

许旭虹在审阅书稿

但在最初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喜欢语言的许旭虹选择的是英语专业，最后却阴差阳错分配去了历史学专业。深知那个时代上大学殊为不易的她没有抱怨，而是欣然接受。幸运的是，杭州大学历史系师资力量非常雄厚，“教我们的老先生可以说是从旧时代过来的，文史知识非常渊博，戴着大大的黑框眼镜，有时说话还漏风，但课上得非常精彩，内容极棒。”并且杭州大学有最好的宋史专业，最棒的宋史老师，在这种氛围熏染下，她发自内心地喜欢上了历史学。

而在儿时，许旭虹对历史的印象基本上源于历史课本，还有就是武侠小说。在老家画水镇洪塘中学就读期间，正是武侠小说风靡时期，沉迷其中的她因为对学习成绩相当自信，经常在自习课看小说，晚上就寝熄灯后也打着手电筒看到半夜甚至凌晨。结果中考时，成绩长期居于全年级前茅的她，以一分之差未能考进高中。

残酷的现实震醒了许旭虹，她不想就此失去继续学习的机会。幸好当时有补录政策，但需要交一大笔钱。善解人意的父母没有责怪她，而是默默地卖掉家里养了大半年的一头肉猪，凑足了学费，把她送进高中。“那一幕深深刺激了我，曾经让我emo过一段时间。”但是许旭虹很快走了出来，以优异的成绩证明了自己的努力，“每次我想懈怠的时候，就会想起父母当初卖猪的情景！”

回忆当初，许旭虹感慨，如果不是父母支持，或许她就像许多落榜的农村女孩一样，去学习缝纫技术或者出去打工。“因为这件事，我时时保持着惕励的心态，对学习丝毫不放松，高考、考研都是一次就过。”许旭虹笑着说，“这也是知耻而后勇吧。”

2.十年厚积，经历学习蜕壳

2002年，历尽千辛万苦的许旭虹进入心仪已久的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创建110周年之际许旭虹留影

从一名历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到成为专业的图书编辑，中间隔的是不是一层纱而是一座山。刚入职时踌躇满志的许旭虹，在接触真正的编辑工作后就发现了自己种种先天不足，“初入职的十年里，我都是在学习，跟着带教老师学习如何做出一本合格的书籍，从选题到审稿，再到排版、校对，包括装帧、纸张，等等，死抠每个细节，甚至一个标点符号的用法都要反复推敲。”说起这段细致严谨到可称枯燥乏味的经历，许旭虹说幸好自己从小喜欢读书，“父母和亲友都认为我是块读书的料”，但她认为，他们所谓的“读书”是读课本，考上大学；成为编辑后的读书，除了丰富知识储存，还要考虑选题定位、受众偏好以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十年潜沉，厚积薄发。2013年，许旭虹迎来了编辑生涯中首个重大项目——主持编辑出版《中国地域文化通览》。这套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丛书由国务院参事室牵头，委托中华书局编辑出版，共34卷约1700万字，全国每个省（市、区）各1卷。对于当时刚刚担任文化遗产编辑部副主任的许旭虹来说，“这是一个超大的项目”。

为了编纂好这套丛书，中央文史馆组建了专业的编纂队伍，由中央文史馆馆长任主编，多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专家担任副主编，全国各省级文史馆也相应调动了区域内一流的文史专家参与。许旭虹因此得以接触到各地专家，对中国多元的地域文化面貌有了全面的初步了解。经她和同事们高效协作，这套煌煌巨著用时仅两年就面市，创下了出版速度纪录的同时，也强化了她承担更多重大出版项目的信心和实力，并且收获了“意外之喜”——为多位文史专家编辑出版个人专著，做到了优质资源充分利用。

对此，许旭虹充满感激，“很多人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我们这份工作本身就是学习。”这种工作与学习“两位一体”的模式让她很是享受，“对于有强烈学习欲望的人来说，在中华书局工作是非常好的选择，每天处理大量书稿，每天都在不断学习，在工作的同时不断成长。”更让她感怀的是这些年她碰到了多位专业敬业的老一辈出版人，给予她无微不至的业务指导，“他们告诉我，作为中华书局的编辑，就要带着中华书局的标签，编辑的图书要体现中华书局的水准。”正是老一辈学人耳提面命式的教诲，以及在看书学习中的收获，让许旭虹把阅读兴趣转化成工作热情，并在二十多年中持之以恒地拒绝职业倦怠。

3.直面伤痕，炼就稳定内核

在职业生涯中，有没有emo过？

“有啊！”许旭虹给出了肯定的回答。面对质量低下的文稿，性格直率的她也会生气；碰到对装帧设计百般挑剔的作者，她也要强压内心的郁闷；遇到心仪的选题无法执行，她只能一个人默默消化。

不过，这一切都不如面对家国创伤时所受到的冲击来得巨大。

2014年下半年，《中华地域文化通览》丛书还在紧张收尾中，许旭虹又接到了新任务：与中央档案馆合作，编辑出版《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

这是一个由国家领导人特批的更加重磅的项目，被列入2015年国家出版基金特别项目。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套书要求在2015年9月18日前面世。因此，许旭虹团队快速进入两个项目无缝衔接状态。“从2014年底接触项目，到次年9月份召开新书发布会，我们团队运作时间不足8个月，仅审批流程就耗时三四个月。”因为整个编辑团队仅四五人，其间许旭虹每天忙得“像打仗一样”，恨不得每天都睡在办公室里。很多次她觉得身体已经累到极致而无法支撑，但第二天又感觉“满血复活”。当第一集50册面世时，许旭虹不由得慨叹“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虽然做这套书任务很艰巨，但在第一阶段工作收官时，我们团队都无法用‘高兴’来形容当时的心情。”许旭虹说，第一辑战犯笔供选在“九一八”前夕发布，面对这个沉甸甸的纪念日，所有人都没法高兴，只能说是自豪，“因为我们的国家曾经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如今已是扬眉吐气。”更让她欣慰的是，这套书籍用铁一般的一手文献证据，坐实了日军侵华历史，狠狠打击了日本右翼分子篡改历史教科书的行径，同时为研究中国对日本外交政策以及抗战历史，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一阶段的工作获得了中央档案馆和国家档案局的高度认可，许旭虹团队继续下一阶段的编辑工作，最终于2017年完成了这套书全部120册的出版工作。

“编辑这套战犯笔供选，自然有技术层面的门槛，比如为了让更多国家了解日军侵华的兽行，每篇供词都概括了中英文提要，需要精准翻译。”但在许旭虹看来这些工作并非难关，最难过的是心理挑战，因为战犯供词内容涉及大量烧、杀、抢、掠等暴行，可谓惨无人道。除了众所周知的慰安妇、731人体实验，充斥其间更多的是令人发指的杀戮细节，“比如有一个战犯供述，为了解人肉的滋味，居然把中国百姓杀死后煮熟了吃。我们看到这个内容后，整整几天吃不下饭。”一幕幕血腥罪行，让许旭虹时常难受到无法工作，以至于时隔近十年依然无法放下，每每谈及就会流泪。“这套书编完后，我们几乎处于抑郁状态。但也是因为做这套书，我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国家如果不强大，最后的下场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让她欣慰的是，近年来抗战历史成为研究热点，目前她还在主持国家档案馆大型影印项目《抗日战争档案汇编》，预计规模1000册。同时，她的团队还与金华市档案馆合作，出版其中收藏的细菌战档案。

也是在这种对心理素质和专业素养都构成超强度挑战的工作中，许旭虹炼就了稳定的精神内核，能及时化解工作中的不良情绪。在编辑侵华日军战犯供词档案时，一旦愤怒、悲伤的情绪袭来，她就会暂时放下工作，或去打羽毛球，或者阅读其他书籍，以此驱赶负面情绪。

4.精益求精，屡获业界大奖

从业22年，许旭虹编辑出版书籍无数，多部书籍获得国家级甚至是国际性奖项。如《汉藏交融：金铜佛像集萃》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装帧设计奖，《庄学本全集》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装帧设计提名奖、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提名奖。这两本书获奖时，许旭虹“出道”仅7年，随时可能袭来的“七年之痒”职业倦怠危机，因获奖为她注入了“再出发再创新”的动力。两年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西域文献遗珍》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2011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2013年，《江南明清建筑木雕》获得第11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文学艺术著作奖。2017年，她责编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清代名人书札》获海峡两岸书籍设计邀请赛“十佳最美图书奖”。2018年，《文物山东》获中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2019年，她主编的《西来意》斩获了美国印刷界“班尼奖”全场唯一大奖。

为了让经手的书籍“出圈”，许旭虹精益求精，邀请实力雄厚的设计师参与，反复研磨每个细节。这些获奖图书的作者，有的因为初次接触时不了解她的专业水平，刚开始时非要坚持自己的设计思路。许旭虹在与其多次沟通无果后，建议保留对方的版式，同时按照她的设计思路再出一个版本。结果排版效果出来后，远远超过作者原来的设想，作者于是心悦诚服。对此许旭虹如此解释：“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做给别人看。”虽然这样会增加工作量甚至是成本，但为了获得作者的认可，她在所不惜。

许旭虹办公室内的工作格言

这些举动的背后，是许旭虹对传统文化的敬畏，对文化传承的责任。在编辑《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清代名人书札》时，许旭虹看到这些风格各异的书札，顿感以往在史料中看到的名人不再是一个个扁平化的名字，而是充满个性的风雅人物。在设计时，她专门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所藏的《北平笺谱》挑选图案作为设计元素，从色调到纹样，无不给人高雅的感受。“如果我们不用出书的方式去抢救，这些珍贵的书札就只能被束之高阁，后人也无从窥见这些清代名人生活的痕迹。”对于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许旭虹总是充满热情，尤其期待借助更多“颜值与才华俱飞”的优质书籍，让年轻一代热爱阅读，传承文化。

“行动是最好的回复，落实是最有力的回答”，工作中的许旭虹是坚定的行动派，特别是在担任文化遗产编辑部主任后，她把创优作为带队伍的重要抓手，大到提纲挈领，小到推敲细节，鼓励年轻一代坚守文化传承与创新，通过编辑出版优秀书籍，让传统文化的书香散播到全社会的各个角落，从而践行中华书局“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传承文明，创新生活”的宗旨和使命。

“亦师亦友”，这是中华书局文化遗产编辑部主任助理吴麒麟对许旭虹的评价，“我们都喜欢叫她许老师，这样更加亲切。”对于吴麒麟而言，许旭虹是他的“领路人”，助力他从杂志编辑转型成为“能做书的编辑”。3年前刚到文化遗产编辑部时，吴麒麟下意识地遵循期刊编辑方式，结果第一次编书稿，就被许旭虹退回4次，挑出了许多硬伤。他也由此认识到，书籍和杂志的编辑有着根本性差别，因此必须一切从头学起。许旭虹鼓励他既要张扬杂志编辑的灵活性，又要秉持书籍编辑的严谨性，兼顾进度和内容，手把手教他做出了第一本书。“许老师对我的带教事无巨细，诸如繁体字和简体字的正确转换，工具书的使用，图片的处理，等等，都非常讲究。”他当时正在编辑《民国北京绘画》书稿，因为从未做过这种彩色图片的编辑，刚开始时无从下手。许旭虹给出了专业建议，又带着他与美编“头脑风暴”，直到做出来的版式令人赏心悦目。

许旭虹认为，对年轻人的传帮带，不能只满足于职业技能的传授，而要重在编辑之“道”的传承，那就是恪守专业精神，坚持终身学习，“把看书作为工作更作为爱好，把学习作为手段更作为目的，才能成为优秀的编辑”。

5.心系桑梓，期待以文促产

“这辈子我都在为别的地方做书，其实我很想为东阳做几本书，毕竟它是我的故乡。”作为家中唯一在外工作的孩子，许旭虹每年都要回老家看望父母和兄弟姐妹，在走亲访友中了解家乡变化。她特别喜欢东阳木雕和古建筑，去了多次卢宅。特别是2012年她为海宁的一位收藏家编辑了《江南明清建筑木雕》后，非常期待能为东阳木雕编书。“东阳传统文化底蕴厚重，无论是卢宅古建筑还是东阳木雕，都有很多东西值得挖掘宣传，而且这种宣传可以更好地助力、支撑产业发展。”许旭虹说，东阳的历史和文化就是东阳最珍贵的财富，“许多地方没有历史文化，只能造概念；对于东阳来说，只要发掘利用好历史文化资源，就能推动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而前提是要系统梳理文化资源，用长远的眼光，制定科学系统的规划。为此她乐于毛遂自荐，参与其间。

作为出版行业的“老兵”，许旭虹最心系的事还是推广阅读。“为什么要读书？这不仅因为书籍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而且通过阅读书籍可以促进思考，锻炼逻辑思维能力，借鉴他人的智慧，丰盈自己的心灵。”一个人读书，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更多人读书，则可以推动社会的变革。“就像周恩来总理说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是我们不能遗忘的使命。”

编辑：傅雯君
二审：陈云
终审：郭好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