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古润今，文传千年。

文脉的传承延续，人是主体，书是载体。不似今人对书籍因为唾手可得而随意处置，古人对典籍不仅视若拱璧且往往数代流传，持箧论学甚至建楼以藏。官方公藏之外，民间私藏书籍在更大范围内流通，构成了“书非借不能读也”的独特人文景观，温暖并支撑着无数寒门士子读书明理、举业有成。

东阳古称婺之望县、文献之邦，民间著书、刻书、藏书成风，人文风流托举起“小邹鲁”之誉。“据统计，《四库全书》中的东阳籍作者占到全书千分之四，洋洋大观。”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徐松涛就是民间藏书爱好者，家藏古籍约两千册。近日，在他的力荐下，“汲古·东阳民间地方古籍展”在市图书馆举办，130多件古籍、雕版，生动展示了明清时期东阳著书之丰厚、藏书之兴盛、刻书之发达。

“这也是我们尝试用展览的方式打开古籍，让更多人亲近古籍、了解古籍。”市图书馆馆长韦恋华说，这些古籍都借自民间藏家。为了这次展览，徐松涛、蒋忠仁、朱志明、虞金强、杜江华等民间藏家都慷慨地拿出了平时不轻易示人的宝藏，这一忠义之举，也让她想起了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对东阳的褒扬：“吾婺旧称礼义之郡，士生其间，皆存气节，仗忠义，而东阳为尤盛。”

1、晒书的“返场”与湮没的辉煌

康熙《东阳县新志》

《春秋纪传》

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的22卷清代康熙《东阳县新志》，民国时期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何炳松曾托东阳人赵伯苏以200块银元访求，终不可得，如今却出现在这个展览上；顺治十四年（1657）的《东阳县赋役全书》，是东阳现存最早全面反映地方赋役的历史资料，独一无二；清初东阳李凤雏撰写、巍山古渊头村藏版印刷的《春秋纪传》，被收入《四库全书》，12箱605块雕版如今收藏于市博物馆，等等。130多件展品，几乎每一件背后都有自己的故事，也都有着坎坷的身世。

兵燹、天灾、人祸、虫害，经历了九死一生却未离散，如今得以重现天日，在感谢收藏者的苦心寻访、精心收藏之余，韦恋华也感慨于11月14日在湖州南浔嘉业楼举办的2024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在这座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藏书最多的私家藏书楼内，因这场大会而被分享、展示、推广的古籍，不仅让今人窥视到古人对书籍重之宝之的态度，更把消失已久的晒书、曝书传统习俗推送到今人面前，最终促成了东阳民间地方古籍展。这场小而美的展览，也实现了东阳民间地方古籍从“藏”到“晒”的破冰，珍贵的古籍走出密室，随着晒书习俗一同“返场”。

“旧时的东阳，农历六月六这一天，家家户户要晒冬衣，还要晒书。”徐松涛回忆，当年东阳六月六所晒之书多是谱牒。“东阳民间称家谱为宝，平时不示人，只有每年六月六为驱虫防潮才会大张旗鼓地曝晒。”即使手头有近2000册古籍，徐松涛也一直未行晒书之俗，一来搬出搬进工作量大，二来书页脆弱不经翻晒，每每想起就令他伤神。

《东阳县赋役全书》内页

历史上，东阳大规模的晒书活动，当止于1861年。这一年，太平天国军队进入东阳，大肆焚毁屋舍，县城公立“图书馆”尊经阁内的数万卷藏书危在旦夕。情急之下，管理员把部分珍贵书籍搬运回老家，其中就有这本顺治《东阳县赋役全书》。后流入民间，辗转为徐松涛购得。

新中国成立后，徐松涛经由祖父郭佐唐（真名徐惠生）的工作，见识了真正的“晒书”。作为原东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成员，郭佐唐不仅通览了劫后余生的东阳古籍，细心地为它们掸去尘土，除掉虫卵、成虫等，“在完成这些工作后，祖父一遍遍地把古籍搬进搬出，晾晒去霉，再把断简残篇拼凑完整，补订后挑选分类，最后编号装箱保存。”也是经过郭佐唐这番抢救整理，初步厘清了东阳公藏古籍的数量：共计木刻古本8000册约5万卷。在这8000册木刻本中，东阳籍先贤著述有115种，其中私刻本和学术价值较高的有75种，符合善本条件的达53种，其中宋人著述3种即葛洪的《蟠室老人文集》《涉史随笔》，孙德之的《太白山斋遗稿》；元人著述1种即陈樵的《鹿皮子集》；明人著述11种，清人著述40种，内容涉及经、史、子、集。

不仅如此，《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征集编纂工作启动后，郭佐唐把他整理出的东阳古籍善本书目上报，东阳成为全国入选《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古籍数量最多的县市之一。

“祖父通过自己的努力，发掘整理出如此之多珍贵的古籍，欣喜异常。”徐松涛至今记得郭佐唐对东阳古籍家底的评价，“东阳不过是一个县级市，却有那么多先贤著述，而且均为本县刻工精心雕刻，这是学术著作与东阳木雕技艺谐美的结晶。”

2、刻书的隆盛与私藏的活跃

东阳古籍数量丰、质量优，在学术界看来，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东阳发达的刻书业。徐松涛根据他所了解的现存东阳古籍，初步统计出从明代至民国时期，东阳至少有70多家刻书机构，分为家刻、坊刻、官刻三大类，并且这一数据随着更多民间私藏古籍的重新面世而有望更新。

据著名版学家王国维考证，“唐朝中叶吾浙已有雕板印刷。”唐代太和年间，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的东阳人冯宿上书《禁版印时宪书奏》，奏请朝廷下旨禁止民间私印日历，被采纳。《旧唐书·文宗纪》载：“太和九年（835）十二月⋯⋯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中国历代版本学家将此作为有文字可考的中国雕版印刷起源佐证之一。清代进士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提到：“婺州东阳胡仓、王宅桂堂⋯⋯等三十二家刻坊为宋代私家刻书作坊。”湖沧王宅桂堂所刻印的《三苏文粹》在各版本学说中均有介绍。《蟠室老人文集》作为宋版书代表作之一，已录入《中国版刻图录》，残本2卷被收藏于南京图书馆。一些上佳的东阳古籍还流失海外，如宋本《初学记》现藏日本宫内书陵部，清代刻本康熙《东阳县新志》也有一部被日本收藏。民国时期，除了木刻，东阳还出现了石印作坊。展览中展出的《道光东阳县志》创修于道光九年（1829），当时为木刻本；1914年东阳商务石印公司出了石印本，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南京大学均有收藏。民国中后期，东阳还有了铅字活字印刷企业。

《石洞贻芳集》

《质疑稿》

坊刻、官刻因为私家作坊和官方机构财力雄厚，因此数量相对较多，而私人所刻的家刻本也即家塾本相当罕见。《蟠室老人文集》最初就是由家族刻印，之后的翻刻、重印也由葛氏家族内部刻坊承担。因为雕版质量精良，许多雕版被家族内部私人收藏，以备日后重印。展览中展出的康熙十六年（1677）刻本《石洞贻芳集》就用了“行素斋藏板”，此书不仅详细记录了石洞书院紫阳讲堂朱熹真容来历，还录有朱熹亲笔题诗与题记。光绪年间所刻的《笏山集》如今已是“孤本”，采用“西河亨房藏板”，属于典型的家族雕版。明代虎鹿东山人孙扬，曾针对王阳明《传习录》中的缺漏，逐条辨析后写成《质疑稿》，学生将其雕版印行；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家族重刻印行，所用即为“裔孙藏板”，而他的另一本著作《定志编》于乾隆十七年（1752）刻行，也是“裔孙藏板”。

东阳民间刻书雕版质量精良，其原因除了拥有规模庞大、技艺精湛的刻工群体，还有一批学养深厚的文人参与其间，亲自书写雕版。展览中展出的《执笔图》由清代东阳人韦瑞祉抄写，字体全部为楷体。清代东阳著名文人王崇炳则手写《大学》，一笔一画结体工整、棱角分明，堪比现代印刷字体。上述两书均未刻行，但从中可见东阳文人书写功底之一斑。而在同治十二年（1873）刻印的《朱柏先生治家格言》，由卢正珩书写，作为字帖印行。再从清初的《乡试对读卷》、清同治年间《东阳县学卷》等手写本，均可看出东阳文人普遍善书，为刻书业的质量提供了强大保障。

众多的书坊、发达的书业，直接推动了东阳民间藏书之风。虽然东阳民间藏书数目至今未为可知，但东阳历史上百余座书院、私塾都有藏书传统，特别是上规模的书院，“缥缃万卷”是标准配置，南宋时位于歌山大里的南园书院藏书一直稳定在3万卷左右。

3、保护的困境与利用的探索

“较之古籍收藏，更重要的是如何保护和活化利用。”韦恋华说，因为“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2022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对全国古籍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公藏的古籍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走进公共视野，各收藏机构在抢救之余，通过整理、研究、出版、数字化等进行古籍的活化利用与传承。

我市的公藏古籍基本上作为文物，被收藏在市博物馆。“目前，市博物馆库藏古籍达24000多册。”市博物馆馆长吴晨辉介绍，从2023年开始，市博物馆对馆藏珍贵文物进行数字化保护，其中就包括部分珍贵古籍。后续将进一步争取资金，把更多古籍纳入数字化保护范围。

“看到这么多珍贵的古籍展出，我真的太开心了，你们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市图书馆原馆长单国炉大半生醉心传统文化，古籍被他视为历史文化信息最重要的载体。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开始了古籍数字化保护，从民间借阅古旧家谱，翻拍成照片后存档，并免费提供给有兴趣的文史之友使用。“因为家谱轻易不出借，几乎每部家谱都是辗转请人帮忙借阅，屡屡吃闭门羹。”回忆起那些年里，站在梯子或凳子上举着相机、自制拍摄架拍摄家谱的情景，单国炉感慨万千。也正是这番举动，令他发现了家谱是当之无愧的文化富矿。受市政协文史和学习专委会委托，作为市政协文史研究员的他正在整理编辑东阳历代诗词集，家谱为这项工作提供了大量的“沧海遗珠”。对此，市政协教科卫体和文化文史委主任胡心深为认同，“包括古旧家谱在内的古籍，为东阳政协文史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出版提供了大量动能，早在十多年前，原市政协文史委就编纂出版了《东阳丛书》。近十年来，我们又依托古籍资源，编纂出版了古代东阳系列文史专辑，涉及东阳古道、东阳书院、东阳帮、东阳民居、宋韵东阳等。”古籍里的发现屡屡带给胡心惊喜，“借助家谱等古籍，我们查清了东阳历史上有确切记载的书院33所、义塾12所，私塾最多时达500多所。通过家谱，我们还发现东阳在宋代就有了马头墙，多位东阳人参加过明代紫禁城的建造与监作，坐实了东阳帮的关键历史信息。”胡心感慨，“东阳古籍是绵延不绝、深邃厚重的文化之水，浸润出东阳人文精神，塑造出我们东阳人独特的精神面貌。”

得益于单国炉开启的东阳民间家谱数字化保护，市图书馆接续开展家谱保护利用，今年，在市文广旅体局支持下，开始家谱数字化保护。截至目前，市图书馆已完成近600种1.2万卷家谱的数字化扫描录入工作，涉及70多个姓氏。明年该馆将把这些数字化家谱上网，便于读者线上查阅。“现在我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对东阳公藏的古籍进行数字化扫描并影印，提高古籍的活化利用率。”韦恋华说，这不仅需要建立古籍保护利用协同机制，而且需要专项资金支持。

较之公藏古籍，民间私藏古籍的命运更让人揪心。目前，民间古籍还无法普查，数目虽不得而知，但各方信息均表明，民间私藏的古籍里不乏珍贵善本。不久前，某民间收藏爱好者的后人因为不识古籍价值，将大量古籍打包以极低价格出售，令人扼腕。这也让市图书馆把收购民间私藏古籍机制的构建提上日程。“我们正在探索免费代藏机制，待市文化艺术中心建成后，我们将打造‘馆中馆’，即在图书馆单设东阳地方文献馆，让公众更直观地接触古籍。”韦恋华说，新的场馆拥有控温、控湿、防火、防虫等设施，是古籍的理想栖身之所，“鼓励民间藏家把古籍交给我们保管，所有权依旧归属藏家，双方联合开展研究利用，让民间古籍适得其所。”而随着古籍利用活化逐渐成为共识，我市已有藏家向市图书馆捐赠古籍，市政协文史通讯员杜江华就两次向市图书馆捐赠了鱼鳞册、家谱等古籍。

捐赠、收购、代管，也许，三管齐下，民间私藏的古籍有望摆脱本体保存的困境。而最“爰得我所”的保护方式，则是加长加宽古籍保护链，建立“大保护”概念，借助数字化手段进行资源共享和学术研究，同时探索开发古籍文创周边如冰箱贴等，真正实现古籍本体保护、信息保护、文化保护。如此，古籍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所蕴含的学术思想、精神价值、民族情感，才能生生不息，造福人类。

编辑：厉欢欢
二审：陈云
终审：陈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