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步青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刻苦钻研，坚韧不拔，勇攀高峰；言传身教，桃李满园，“满案薄书双睡眼，毕生事业一教鞭”，成为我国培育优秀数学人才的一代宗师。

最近，我学习了王增藩教授著的《苏步青传》，重温了苏步青那传奇人生和感人故事，学习了他崇高的精神和优良品格，深受教育。

今天我先谈谈他越是艰难志越坚，逆境更显英雄色的崇高精神和优良品格。

1919年秋，17岁的苏步青东渡日本求学，刚踏上东瀛土地时，他连一句日语也不懂，而报考日本高等学校，必须达到日语能听会说，能读会写。好在他的哥哥苏步皋，早他两年到日本留学，已经给他找好了一所日语补习学校。

苏步青才补习了一个月日语就发愁了，因为在日本一个月的生活费至少要30元，带去的200块大洋，除去船票，只够五个月的生活费用。再说过了三个月，国家公费资助的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就要招生了。补习学校进度慢且费钱，那么怎么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学会日语呢？

恰好离学校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位50多岁的大娘，低价招收房客。苏步青抓住机会，总算入住了。为了学好日语，他想方设法说服大娘，每天跟大娘上菜场买菜。

菜市场是早上最热闹的场所，苏步青不买菜，只是专注地倾听着周围人们的对话，轻轻地动着嘴，小声地重复着：“早上好！”“这鱼真新鲜，在哪里买的？”“就在那边！”等口语。

到了晚上，等大娘忙完了，苏步青就缠着大娘讲日语故事。就这样，他不仅学到日本口语，还了解了不少日本的历史和风俗文化。

苏步青的日语进步很快，东京高等工业学校考试时，他不仅通过了日语作文，还顺利地通过了日语面试。

当测试官高桥先生听说眼前这位故事讲得动听，表达流畅的学生，只跟着日本大娘学了100天日语时，不由得目瞪口呆，十分惊讶！ 

在东北帝国大学读到三年级时，苏步青发现，意大利的几何学闻名世界，而自己不懂意大利文，给学习意大利几何学原著带来很大困难，于是，决定挤出时间学意大利语。

东京帝国大学附近有一座天主教堂，每周五做弥撒，总能见到一位年近花甲，一头白发的意大利籍神父。苏步青一心想接近这位神父，寻求意大利语的老师。几次接触，他们之间日渐熟悉，终于有一天，神父答应每天晚上教苏步青学意大利语。

三个月后，苏步青已经能够轻松地阅读意大利的原版数学论著了。在大学期间，他用意大利语这个工具，和意大利的几位著名数学大师通讯交往，获取指导、帮助。

后来他又写出意大利文的论文，在该国的著名杂志上发表。苏步青就是凭着这种方法和毅力，一生掌握七门外语，20世纪60年代，他有机会出访欧洲几国，即任团长又当秘书和翻译，令人羡慕。   

抗战期间浙江大学西迁，几经周折，1940年初到达贵州遵义。不久，理学院迁至贵州湄潭，并增设数学研究所和史地研究所。数学系设在姜公祠里，数学研究所设在湄潭南门外的周家祠堂内，所长由苏步青兼任。

在竺可桢校长的关心下，苏步青将妻子和子女从家乡接到贵州湄潭，并与著名生物学家罗中洛一家合住在一所破庙里。

那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丧，后方经济崩溃，物价飞涨，大学教授靠工资也难以糊口，更何况苏步青教授子女多。

为了生活，他买了把锄头，把破庙前的半亩荒地开垦出来种蔬菜和红薯，每天下班后忙于浇水、施肥、除虫，这样他们一家九口，才能充饥度日。为了减少开支，苏步青还戒了烟，即便这样，他的一个小女儿因营养不良，出生不久便死了。

由于经济困难，苏步青一家在湄潭已经好长时间没添新衣了，他穿着补满布片的衣服在上课，每当转身在黑板上画几何图形时，学生们常会对着苏先生的后背私语：“看苏先生的衣服上，三角形、梯形、正方形，样样俱全”，“看屁股上螺旋曲线!”

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的条件和背景下,苏步青不但没有放松教学，而且还坚持数学研究。他带着熊全治、张素诚、白正国、吴祖基等在射影微分几何中不断探索，勤奋耕耘。

后来，因敌机空袭不断，他们只得躲进山洞，在那长满青苔，冒着水珠，乱石成堆的环境里，进行数学研究。除此之外，夜晚一有空，苏步青在那烟熏火撩的桐油灯下坚持写作，《射影曲线概论》等书稿，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写成的。

在遵义和湄潭的五六年间，苏步青牢记以“教育救国，科学兴邦”为己任，以“求是”精神为旗帜，千难万苦，依然坚韧不拔，伟岸挺立。不仅他领导的，以熊全治、张素诚、白正国等为主要成员的微分几何研究组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他自己在微分几何学、射影曲线论两个方面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获得了德国数学大家布拉须凯的赞誉，他说苏步青是“东方第一几何学家”。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里约森教授到湄潭参观，他对浙江大学能在这土祠堂里做出许多成果，感到十分惊奇。他夸道：“你们浙江大学研究室的风气可与英国剑桥大学媲美，是东方的剑桥。” 

1972年9月，苏步青教授在忻元龙和华宣积陪同下，来到了百年老厂——江南造船厂，参加船体数学放样的研究工作。

这次是复旦大学数学系派去的第三批人员，又有苏步青亲自出马，给全体数学放样小组成员增强了信心。

起初，苏步青每周去厂里一次。那时，他已经70多岁了，要乘近两个小时的电车，先乘3路有轨电车到虹口公园；再转18路无轨电车，到江南造船厂正门口；进门再沿着一条与江平行的道路，由东向西行走15分钟，才到数学放样小组办公室。

10月份起，他与学生开始了每天挤电车上班的生活。电车没座位的时候，他就一直站到终点。那时苏步青的日子还是过得很辛苦，但仍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所学的知识献给了国家的科研事业，帮助攻克船体放样难关。

船体放样的关键问题，是船鼻艏的线型光顺问题。一条万吨轮的船，鼻艏就达35吨重，怎么用计算机设计出它的数学模型呢？这主要是如何解决曲线的拟合和光顺问题。

苏步青不仅经常和团队的青年教师探讨问题，回家后还不顾疲劳，晚上仍然坚持研究和查看翻译资料。他和攻关小组的忻元龙说：“我们搞科学的，要有一股钻劲，不把问题钻出来，死不瞑目！”

功夫不负有心人。苏步青教授和他的团队，用数学公式来检验船鼻艏是否光顺，并在发生问题时迅速提出解决办法，这就根本改变了以往船厂工人、技术员在放样楼地板上画曲线、对不光顺部分进行修改的低效和落后的方式。这项科研成果，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荣获重大科技成果奖。

后来，苏步青教授在江南造船厂科研项目的基础上，开辟了“计算几何”的新领域。 

苏步青教授的事迹让我感悟颇深，也不禁让我反思了在自己四十年工作中，正是缺少苏步青教授那种韧劲和迎难而上的精神。而他为国争光、积极进取、勇于攀登的优良品格，以及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知难而上的崇高精神和胆气，更是不断勉励着后人，值得后人缅怀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