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岁月，积淀璀璨文明；煌煌古籍，承载历史信息。

有着1800多年建县史的东阳，自古以来即是文献之邦，文脉绵长，史迹丰富。然文脉深潜难以触及，史迹星散难以聚合。幸有古籍记载吉光片羽，未使旧事漫漶雪泥鸿爪，斑斑点点，丝丝缕缕，皆静默以待后人解读阐释，以完整探源东阳文明。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为充分利用古籍资源，丰富时代精神内质，今起特开辟栏目《古籍里的东阳》，立足古籍史料，串连信息碎片，复现历史场景，开启穿越之旅，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与古为新、与古相悦，助力强市名城建设。

惠风和畅、花光娇艳的暮春，国色天香的牡丹也进入盛花期，姚黄魏紫，意态风流。

舒元舆像

这是一番如何风流的意态？唐代东阳人舒元舆（791-835）在其所作的《牡丹赋》里不吝赞辞，浓墨重彩，极尽绚烂。言其盛放之势，“兀然盛怒，如将愤泄。淑色披开，照曜酷烈。美肤腻体，万状皆绝”；写其色泽之艳，“赤者如日，白者如月。淡者如赭，殷者如血”；描其姿貌之丰，“向者如迎，背者如诀。坼者如语，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悦。袅者如舞，侧者如跌。亚者如醉，曲者如折。密者如织，疏者如缺。鲜者如濯，惨者如别”……总之，在舒元舆心目中，“我案花品，此花第一。脱落群类，独占春日”。

舒元舆写牡丹，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既极尽牡丹之丰姿，更慨抒一己之心志；既具诗歌之韵律，又备散文之形式，是带有鲜明唐代特征的律赋。

此赋独特之处，不在于其文学表现手法，而在于其题材意义。舒元舆在《牡丹赋》中开宗明义：“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尝与焉。……天后叹上苑之有阙，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国牡丹，日月寖盛。……近代文士为歌诗以咏其形容，未有能赋之者。余独赋之，以极其美。”牡丹原先隐于山野，因此未得古人赏识。经武则天“发掘”后顿成“国花”，文人吟诗献歌，趋之若鹜。但舒元舆发现——晚唐的文人军团里居然无人为牡丹作“赋”，于是首开先河。在他看来，当时的诗歌创作固然已达历史最高水平，但仍未能极尽牡丹之美，而要完成这一使命，非“赋”这种文体不可！

然而，若干年后，围绕舒元舆的这句“自定义”，一场口水仗开打，争论的焦点是：舒元舆到底是不是历史上第一个为牡丹作赋的人？

大唐两良相 皆作《牡丹赋》

这位与舒元舆一起争夺为牡丹作赋“第一人”冠名权的文人，是晚唐的另一位贤相李德裕（787-850），字文饶。他仕途多舛，历仕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四朝，一度入朝为相，但因党争倾轧，多次被排挤出京，直到武宗时才再次为相。李德裕颇有才干，政绩显赫，李商隐称他为“万古良相”，梁启超则把他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列为中国六大政治家。他与唐武宗君臣相知的佳话，被誉为晚唐绝唱。

李德裕也作有《牡丹赋》，他在序文里直言：“余观前贤之赋，草木者多矣。……惟牡丹未有赋者，聊以状之。”他这口气很坚定：在我李德裕之前，还没有人为牡丹写过赋！

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傅璇琮所著《李德裕年谱》中提道，李德裕是于唐武宗会昌四年（844）作《牡丹赋》。而同样写下《牡丹赋》的舒元舆，早已在唐文宗大和九年（835）亡故。即使当年的传播技术再不发达，担任宰相的李德裕也不可能不知道，至少在6年前，舒元舆已为牡丹作过赋。何况，对于舒元舆的《牡丹赋》，当时风评甚佳，“时称其工”；唐文宗更是在舒元舆去世后，观后苑牡丹时，凭栏诵赋，感伤不已。

但李德裕为何言之凿凿“惟牡丹未有赋者”？

这是因为，大和九年（835）发生的“甘露之变”令李德裕心有余悸。“甘露之变”中，当朝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李训及多名朝中要员，皆死于宦官仇士良之手。之后，仇士良挟持文宗和武宗，控制朝政数十年。李德裕如果提及深受文宗赏识的舒元舆及其《牡丹赋》，显然不合时宜。此外，“甘露之变”以前，李德裕和舒元舆等人积怨很深。如大和八年（834），李德裕曾劝谏文宗不宜任命李训为谏官，视李训为奸邪，李训则视李德裕为仇家，两人几乎誓不两立。而舒元舆得李训襄助，仕途骤显，自然也被李德裕视为同党，耻于提及。

虽然李德裕因舒元舆持不同的政治立场而心存芥蒂，甚至对舒氏的《牡丹赋》“视而不见”，但不能抹杀舒元舆是为牡丹作赋第一人之事实，当然也无法抹杀舒氏为推动历史进程良性发展、力图翦除宦官集团而作出的种种努力。舒元舆为官期间，以擅文敢谏著称，比如他在担任监察御史、刑部员外郎时，弹劾官吏不避权贵，查处坊州刺史汪浰贪墨案秉公执法，还作诗怒斥汪“搜搏如猛虎，吞噬若狂獒”。他曾作《养狸述》，以自己养狸猫清除鼠患之事，请求朝廷举贤能远小人。

大中八年（854），朝廷颁敕为舒元舆昭雪，称其“杀身成仁，忧国忘家，雪其极冤，以报忠直”。天复初年（901）朝廷又恢复其爵秩，赐立祠祭祀。

借花以咏志 荣衰无定在

如果细读舒元舆的《牡丹赋》，就会发现他在赋中侧重表现牡丹的富丽堂皇，而对于牡丹开与落、盛与衰的完整生命过程则几乎没有提及。同时，他极尽铺张扬厉之能事，写牡丹盛开的形貌、牡丹园中万花齐放时的壮观景象，以大篇幅描写牡丹处于极盛花期的状态。比如，描写一朵牡丹，他用的是“特写式”镜头：“或灼灼腾秀，或亭亭露奇。或飐然如招，或俨然如思。或希风如吟，或泫露如悲。或垂然如缒，或灿然如披。或迎日拥砌，或照影临池。或山鸡已驯，或威凤将飞”。描写成片的牡丹，他又用了“全景式”镜头：“乍遇孙武，来此教战。教战谓何？摇摇纤柯。玉栏风满，流霞成波，历阶重台，万朵千窠。西子南威，洛神湘娥，或倚或扶，朱颜色酡；角炫红釭，争颦翠娥。灼灼夭夭，逶逶迤迤，汉宫三千，艳列星河”。而在赋的最后，他又由衷感叹甚至羡慕牡丹由微而显、由贱而贵的命运转折，令人读之顿生姹紫嫣红开遍的欣然欢快之感。

对牡丹，舒元舆极尽骋辞大赋的手法，铺锦列绣地描摹刻画，不难让人感受到他写此赋时内心的踌躇满志、志得意满。这与他此时在仕途上的状态基本吻合。

由于出身贫寒，未中举之前，舒元舆一直生活在江南。虽然当时京城已经流行观赏牡丹有30多年，但江南地区只有杭州开元寺种植牡丹，系寺僧惠澄从长安移植而来，时间当在元和以后，出身寒微的舒元舆不可能接触到此物。元和八年（813）舒元舆举进士，在两京停留较长时间，但因为名位不显，不可能获得入后苑观赏牡丹的机会。在稍后的吏部选拔考试中，他获高等，随后离京赴鄠县（今陕西户县）就任。唐穆宗长庆三年（823），舒元舆被裴度推荐赴兴元担任掌书记，直到敬宗宝历二年（826）。裴度还朝任宰相后，舒元舆也随之入朝，官拜监察御史，迁刑部员外郎。大和五年（831），舒元舆直接上书文宗皇帝，洋洋洒洒八万字，文辞精辟，出入古今，得到文宗赏识。但宰相李宗闵认为他“浮躁诞肆”，不予重用，改任著作郎，迁往东都洛阳办公。在洛阳期间，舒元舆和已故宰相李逢吉的侄子李训过从甚密。虽然洛阳牡丹名动天下，但怀才不遇、心情抑郁的舒元舆也只能是“泪眼看花花不语”，不可能作出这样激情四溢、充满喜乐的《牡丹赋》。

舒元舆的人生际遇，可谓“成也李训，败也李训”。

李训揣知文宗虽然由宦官扶持上位，但对宦官专权一直耿耿于怀，于是向文宗献计密谋铲除宦官集团。大和八年（834），李训结束守丧而入朝。在他推荐下，舒元舆不仅重新入朝，而且很快升迁至刑部郎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在这段短暂的“承恩”时期，舒元舆获得了出入后苑观赏牡丹的机会，创作了名满京城的《牡丹赋》。在赋的结句，舒元舆感叹牡丹：“何前代寂寞而不闻，今则昌然而大来？曷草木之命，亦有时而塞，亦有时而开？”他以此语观照自己的命运转折，也热烈期待自己能大有作为，亦“昌然而大来”。

可惜，大和九年（835）冬季，李训因贪功而提前举事，结果事败，反被仇士良所杀，被视为“李党”的舒元舆也被腰斩弃市，与同时被害的千余人暴尸郊外。

舒元舆的高光时刻，戛然而止！

舒氏家何在 东阳斯孝乡

比起争论舒元舆和李德裕谁是《牡丹赋》的首作者，舒氏身世引发的辩论更是纷纷扰扰。

《新唐书》本传记载：“舒元舆，婺州东阳人。地寒，不与士齿。始学，即警悟。去客江夏，节度使郗士美异其特秀，数延誉。”

然而到了明代，有人认为，《新唐书》中的“东阳”当为“东阳郡”，指整个金华地区。明正统八年（1443）《兰阴京兆舒氏宗谱》序里提道，舒元舆“一曰兰溪人”。

据东阳市志一轮和二轮修志主编王庸华考证，兰溪的舒氏世系，存在很多错漏之处，经不起史学和校勘学检验。何况数百年来，兰溪方面一直未能自圆其词：舒元舆的高祖舒景思担任东阳郡守，对舒元舆的祖父缜的去向则有两种说法，一说入赘至兰溪，一说迁居至东阳县。而在景思至元舆这五代人之间，相隔约260年，平均代际50多年，这在血缘关系上经不起推敲。

我市民间文化学者吴立梅分析，东阳郡早在隋开皇十三年（593）就改为婺州，此后虽两次恢复婺州为东阳郡，但合计不过30年。唐乾元元年（758），东阳郡再次改为婺州，到舒元舆遇害时，婺州已有近百年建置史。因此，《新唐书》所说的“婺州东阳人”就是今天的东阳。这一定论在《新唐书》问世后历千年而不变，诸如南宋的《方舆胜览》、明代《全唐诗》《两浙名贤录》、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和历代《浙江通志》《金华府志》中，对此均无异议。

《双岩舒氏宗谱》中载《平章元舆传》

上海图书馆藏清代东阳《双岩舒氏宗谱》中载《平章元舆传》：“讳元舆，居邑之斯孝乡。地寒，不与士齿。”其迁东阳斯孝乡始祖舒绰是初唐时著名的阴阳家，曾为宰相杨恭仁勘定墓地。谱中，清代道光东阳县志主编赵衍所撰《唐平章公》也言“舒公元舆，斯孝乡人”。在此文末段，赵衍提道“世多传之兰溪志载有元舆墓”，则委婉地说明兰溪是因为当地志书记载有元舆墓，所以认为舒元舆是兰溪人。一个“传”字，意味深长。且不说新旧唐书均记载，舒氏之尸骸先与其余遇害的数千人合葬于两大冢，后被仇士良挖起投骨渭水，总之就是死无葬身之地，兰溪舒墓只不过是传说。

赵衍还辨析，舒元舆之过，“不在谋诛宦官，而在比之匪人，发之不以其道”。他进而认为，在“甘露之变”中，舒元舆和李训的关系，就如东汉末年的陈蕃和窦武，因为举事不胜而遭党锢之惨祸。当时的东阳名士包括王崇炳、楼上层等，也均撰文为舒元舆鸣不平。

由此可见，为大唐首作《牡丹赋》的一代贤相舒元舆，是货真价实的东阳人。

编辑：许琳琳
二审：董之震
终审：史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