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火是“慎用之则为福，不慎用之则为祸”。因为火的飘移不定、突如其来，人们对它充满恐惧，历史上也一直在寻找降服克制之法。但是古人的认识与技术都有限，因此对火的观念存在许多唯心成分。

东阳历史上火患不绝，但现存的几部旧志里鲜有提及，《道光东阳县志》记载：“崇祯初，岁有年。六年七月，宪台第前火起，延烧数千余间。”这算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火灾了。

对东阳县城而言，历史上最大的威胁就是战火。每次遭遇兵燹，都伴随有火烧民庐的记录。也有县衙、学宫等公共建筑失火记录。一般遇火灾，官员都是组织百姓扑救。但也有例外。《道光东阳县志》记载，明崇祯年间，永嘉人彭如翱任训导，主持修缮整理了县学的殿庑、堂斋及祭器、学田。有一次县城失火，眼见要波及县学的学宫。彭如翱镇定自若，整理衣冠望火而拜，结果风反向而吹，学宫由此逃过火劫。类似的事不独发生在彭如翱身上。明代学者王乾章之子王嘉亮，万历年间举人，出知常德府时曾遇火灾，也是虔诚祈祷，“风反火灭”。

因为火的不可把控，催生了一种特殊的“禳火”仪式。早在春秋时期的鲁昭公十八年（公元前524年）五月，宋、卫、陈、郑国发生火灾之前，郑国大夫裨灶提出用两种玉制的礼器来禳火，以祈求神灵免除火灾。但是孔子的学生子产不相信此道，认为这是偶然事件。

旧志中记载，东阳也有“禳火”的风俗，一般在农历十月初一举行，称为“十月朔”，又名“十月朝”“先天节”。这一天，城中士民赛五方之神，名曰“五圣”，也称“太祖”，东西南北各易其位，四隅之人交相迎送。到夜晚就用长竹竿系着灯笼导行，以禳火。邑人卢洪嵩有诗记载此盛况：“明珠叠缀耀银城，两两三三促队行。低出檐坊星陨雨，高承沆瀣露凝茎。”赵衍也作诗《应宿楼观灯》以记：“一曲迎神十月朝，一年灯事又春宵。岁时疑复兼秦朔，饶鼓惊传沓暮潮。位错五城隅气接，星回百道火氛消。楼头尚有标题在，莫谓台成厌夜枭。”可见，东阳百姓虽用这种古老的风俗祈祷消除火灾，士大夫却将此夜的灯火作为风景观赏。

这种风俗，相传还与南宋时期任丞相的乔行简有关。当时县城东面有座康济庙，又名东殿，宋徽宗宣和四年（1121）由邑令裘移忠所建。乔行简曾经读书于此，每到晚上出行，常有光引导他出入。后来乔行简跻身贵显之列，于是在十月初一的晚上迎灯作为回报，渐成“十月朝”。这一天，城西宁济庙、城南忠德庙、城北北镇楼都交相迎送赛神。

乔行简为官期间，非常注重防范火灾，史籍记载他“又论火灾求言，乞取其切者付外行之”。他曾向朝廷进言防范火灾的重要性，择取紧迫措施付诸实施。

但东阳人也明白，神佛之说、禳火之俗，都只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理上的自洽，并不能真正免除火灾。因此他们采取了务实有效的防火措施，最重要的就是大兴水利，蓄水灭火。

道光志载，早在东阳建治之初，就在县治前照墙外“愷悌”坊，疏浚双泉以杀火势，如龙之有眼。双泉即双井，嘉靖时期还建有井亭。明初，赵氏谋建七星塘，“以制火星”。七星塘各以“酒亭、斧头、上荷花、下荷花、果盒、酒、燥”命名，环列如七星，面积巨大。

康熙《新修东阳县志》主编赵衍，字湛卿，号心远，又号香沙，非常注重消防安全。他在中进士后授贵池令，到任后了解到城中经常发生火灾，于是相度形势，于百牙山下凿方池，潜引清溪水注之，火患遂息。

道光时期，东阳全县凡面积10亩以上的池塘超过110口，有力地降低了火灾引发的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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