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九年（1139）春，南宋朝廷派往金国和议的队伍再次启程。

带队者王伦（1081-1144），字正道，山东莘县人。这是他第四次出使金国和议，为此，朝廷特赐他同进士出身、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距离临安不远的桐庐，主簿贾廷佐获悉此事，默然不语。前一年，他冒着生命危险，两次上书宋高宗，谏阻和议并请诛王伦，力主朝廷用兵收复失地。

两封劄子上去，不仅如泥牛入海，而且出现了贾廷佐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这也意味着，处于帝国权力体系最底层的他，力谏和议一事以失败告终。

在上书之际，贾廷佐也知道自己此举无异于螳臂挡车。然而，他向来以士大夫自视，无法忘却欧阳修所指陈的士大夫之弊病：“士大夫光荣而饱，不以国事为忧。”国事蜩螗，他岂能袖手旁观？纵然官职至微，他仍决定冒死上书，即便此举被视为“越职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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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相门之后的截然处境

被视为东阳贾氏祖先的贾廷佐（1099-1163），字子野，祖籍河北真定。贾家是中原贵族，宋代时出了曾任宰相的文学家、书法家贾昌朝。贾廷佐的父亲贾渊是贾昌朝的族孙，并且因为贾昌朝的恩泽而被授予宣德郎，出任福建长溪知县。

藏于卢宅景区内的贾廷佐像漆画

贾廷佐博学多才，宣和二年（1120）进入太学。靖康事变后，他随父亲扈跸渡江，定居东阳，其居住地在南市街道贾宅一带。

绍兴二年（1132），贾廷佐登进士第，出任桐庐主簿。也就是这一年，王伦完成第一次出使金国的任务，回朝复命。

和贾廷佐一样，王伦也是相门之后，系北宋初期丞相王旦之弟王勖的玄孙。但王伦不似贾廷佐那般一心进学。《宋史》记载，王伦家境贫困，行为放荡，多次犯法却侥幸逃脱。汴京失守时，宋钦宗来到宣德门，民众哗然。王伦对钦宗说他能弹压他们，钦宗于是解下随身佩带的夏国宝剑赐给他，又承诺事后任命他为兵部侍郎，王伦于是率人平息了民愤。但是，徽钦二帝还是被金人俘虏。

一位身居帝国权力中枢，一位却偏居帝国版图不起眼之地。同为相门之后，命运却是云泥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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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伦力主议和掀轩然大波

建炎元年（1127），王伦被任命为“大金通问使”，前往金国探望徽钦二帝。到达金国后，王伦提出议和，希望金国归还二帝和太后，恢复大宋被占领的疆土，使南北民众不遭涂炭。

《宋史》记载，一手制造了靖康之变的金国名将完颜宗翰认为，王伦要求议和是他本人之意，而非宋室主张。因此此议未被允许，王伦还被扣留金国长达5年才放回。

绍兴七年（1137）春天，宋徽宗和宁德皇后去世的消息传回南方，朝廷又任命王伦充任“迎奉梓宫使”，去金国商议接回帝后梓宫，同时请求金国归还河南的土地。王伦先到河南雎阳，见到了金朝扶持的伪齐皇帝刘豫。刘豫担心宋金两国之间另有计谋，要求王伦交出国书，遭到拒绝。随后在见到金国派出的欢迎使时，王伦告知了此事，金国于是废黜了刘豫。在此前提下，王伦顺利说服了金国同意归还宋徽宗和宁德皇后的梓宫，同时答应将太后送回宋国，并归还河南的土地。王伦回朝复命，金国派出使臣到南宋商议和议之事。

因为王伦一直主张议和，所以宋室诸多大臣将其视为“主和派”，特别是他第二次出使金国，还带着金使回朝，更是让“主战派”与其势不两立。

绍兴八年（1138）秋，王伦带着宋高宗嘱托的二十多项使命，第三次出使金国。返回时，金国派出萧哲、张通古作为“江南诏谕使”，一同来到宋国。由于金国使者傲慢无礼、倨傲骄横，引发了朝廷诸臣不满，并归罪于王伦。王伦难敌舆论纷扰，请求辞职而不准。

正是在此番情势之下，当年12月14日，贾廷佐写下了洋洋1600多字的《论和议书》。

两位相门之后的“对决”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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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上书规谏却无济于事

这封《论议和书》，通篇气势磅礴，行文恣肆汪洋。开篇贾廷佐就直陈观点，认为宋高宗如果听信王伦说法，偷安苟且，坚持和议，接受金人所谓的“江南诏”，则会毁坏祖宗大业，导致声誉受损，“倘委靡偷安，专主和议，信王伦之说，奉敌国之诏，则隳祖宗之大烈，虽倾三江之水，不足以涤其秽”。

所谓“诏谕江南”，其实是金人对南宋朝廷偏安江南的讽谕性说法，意为江南是金国的属地，南宋朝廷就是金人的附庸。贾廷佐为此而指出，昔年富弼因为金人要求北宋朝廷“献纳”财物，以死坚拒。如今金人提出更具侵略性、侮辱性的“江南诏”之说，朝廷岂能接受？“名江南诏谕，指吾中国谓江南，以诏谕诏陛下”，这是以“江南”之称，偷换“中国”概念。宋代自建立政权以来，就一直以“中国”的唯一统治者自居。何况金人还是以高人一等的姿势，“诏谕”宋高宗，将宋高宗视为金国的子臣。“其轻辱我宋，自古以来所未有”，如此侮辱宋廷的言行，前所未有，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论和议书》中，贾廷佐斥骂王伦卖国，并分析金人归还河南其实是诱饵。河南自古就是中国的土地，本来应该归还宋廷，现在将此作为议和的一个筹码，意在吞并宋廷。眼下形势，金国强而宋廷弱，金人一直想吞并南宋，又何来和议基础？因此，宋朝对付金人，唯有战争。

为激起宋高宗的斗志，贾廷佐还举例说明：刘邦与项羽对战70次，最终以垓下之战取胜；刘秀以3000人对抗王莽百万之兵，在昆阳之战中一举获胜。战争不能单纯以多寡强弱而论，而在于是否一心主战，在于人心向背。何况，宋朝“以天下之大，有兵可战，有将可使，有赋税以为财用，有人民以为依附，有人才以为任使”，有岳飞、韩世忠这样的忠义之将，只要“诛王伦，拘敌使，以快天下之心，以振士民之气。然后下令，决意用兵，以雪大耻，以复境土”，何愁不能收复中原！

《论议和书》递呈后并未有回应，相反，当年12月25日，朝廷张榜公示，称“大金”允许归还宋徽宗帝后梓宫以及高宗之母韦太后，同时归还河南故地；27日，宋高宗又奉迎金人的“江南诏”入大内。

残酷的现实给了贾廷佐迎头一击，悲愤难抑的他又写了《再论和议书》。在此文中，贾廷佐认为金使名义上是“以和好来”，却又“使以诏谕名”，不仅无礼，更是居心叵测。他还质疑，如果真的如王伦所说，只要接受了敌人的诏书，就可以“不振一戟，不烦一戈”，迎母兄，取梓宫，坐收故地，那么，这到底是官家德政所致、天威所致，还是朝廷多贤良之士以至于令金人害怕所致？在他看来，这三者都不具备。相反，对于“欲还故地，归母兄，纳梓宫”这样的举动，金人从古未有。事出反常必有妖，金人无非是以此为诱饵，只待日后兵锋直指，饮马江浙，到时南宋这半壁江山也将不保。

这一封谏书更长，长达2200多字。贾廷佐以越王勾践迷惑吴王夫差之事，类比今日金人对宋人之行径；又以冬天打雷现象，认为天意不平，劝谏宋高宗“振不测之怒，行不测之威”，学汉武帝一怒而攻打西域，周文王、周武王一怒而灭商纣王，发兵北上，大败金人，收复中原。否则，他甘愿效法伍子胥，死不瞑目，以观金人吞并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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窈然无闻数年终不至沉没

尽管贾廷佐在两封劄子中极言仇耻不可忘、名分不可贬、和约不可信，言辞剀切，诚如邑人吴归道所说，这两封论和议书，“其正大之情，英伟之气，千载而下，闻者犹感愤激烈”，然而现实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王伦最后一次使金，如愿迎回了宋徽宗帝后梓宫，接回了韦太后，收回了河南。但在绍兴十年（1140），金国就毁弃盟约，再次夺取河南地区。数年之后，偏安一隅无复中兴之意的南宋朝廷，最终沦丧于金兵的铁蹄之下。

让贾廷佐始料不及的是，他在劄子中所言“为天下所不齿，恨不能食其肉”的王伦，其人生谢幕方式颇为悲壮——

绍兴十四年（1144），金国逼迫被居留河间6年之久的王伦，出任平滦三路都转运使。王伦说：“我是奉命出使而来，不是前来投降的。”金人再三威胁并派使者催促，王伦拒绝更加坚决。金人就鞭打使者，让他缢杀王伦。王伦穿戴齐整后面向南方，三拜痛哭：“先祖文正公（指王旦）以正直公道担任两朝辅相，天下所共知，我今天身负使命被扣留，想以伪职污辱我，我怎敢爱惜自己性命而有辱使命！”言罢赴死，时年64岁。

至于贾廷佐，则在上书之后，遭受秦桧排挤，幸好有金华老乡郑刚中、“横浦学派”创始人张九成两位朋友力保，躲过一劫。后来，他出任大理司直，出直湖州、台州通判，绍兴三十一年（1161）任处州知州。因国势日衰，整日忧国忧民的他在处州仅一年就告老回乡，回家不久即去世。而他当年力谏和议而不胜之事，一直鲜为人知；直到七世孙贾权出示论和议书，士大夫才纷纷撰文称赞其忠勇，贾廷佐之名始显于天下。

沉没于历史深处的“小吏”，终于被后人“打捞”上来。

吴归道曾为贾廷佐的画像作赞，在赞词中将贾廷佐与胡铨比较。胡铨（1102-1180），江西吉安人。绍兴八年（1138），面对秦桧主和，胡铨抗疏乞斩秦桧、孙近、王伦等人，声振朝野，后来被放逐，声名喧于天地，位列“南宋四大名臣”。贾廷佐虽没有被放逐，却窈然无闻。难怪吴归道叹惋：“世知诵铨之书，而不知有廷佐，惜哉！”

所幸，贾廷佐的两封论和议书被收入《全宋文》，供后人诵读。为民请愿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历史终究不会忘记！

编辑：赵佳琴
二审：董之震
终审：单昌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