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杭州男生出百万彩礼

直言要看对方价值

1990年出生、杭州本地人、家里两套房，小吴的条件让他在婚恋市场称得上佼佼者。他曾有一次给付百万彩礼的经历。

“女方在互联网大厂工作，是温州人。”谈起前女友，小吴仍觉得她是优秀的女孩，会挣钱、学历高、自律上进，家庭条件也不错。

只是，小吴没想到谈婚论嫁时，前女友会提出要100万元的彩礼。身边的杭州本地朋友一般出十几万到几十万的彩礼，第一次听到百万彩礼的要求时，小吴和小吴的父母是不能接受的。

“女方和我说，温州人讲究排面，100万是正常数额。”小吴在了解到对方家乡的习俗后，选择妥协，“她也承诺带100万嫁妆来，彩礼加嫁妆一共200万都会放在小家。”

彩礼谈妥了，可感情已生矛盾，小吴和前任最终还是分开了。在彩礼问题上，小吴信奉“只要对方值得，需要这份保障，我又付得起，就会给”。

“彩礼就像给女性的生育、失业补偿。”山西人小朱同样秉持着该付彩礼的态度，但他觉得彩礼数额需“适可而止”，“男性也怕遇到‘捞女’，婚后一两个月就离婚还不返还彩礼（的话），血本无归。”

站在婚恋市场的另一端，小朱清楚自己缺乏竞争力，可面对前女友索要的18.8万彩礼仍难以承受。小朱直言，自己省吃俭用一年只能攒下4万元，“10万彩礼相对合适，再多就超出我们普通农村家庭的承受能力了。”

24岁的大学生小金即将迈入婚姻殿堂，她向男友要了15万的彩礼。“我是山东人，男友天津人，毕业后打算去天津生活。”小金说，此前，自己担心过二人会不会因为彩礼闹掰，“彩礼金额可以商量，如果男方打算彩礼一分不给或者比我预期数额少很多，就直接分手、各回各家好了。”

彩礼，在小金看来，是给女性的安全感和尊重。“彩礼由双方家庭共同商定，双方同意就好。”小金强调，自己属于远嫁，必须要彩礼，“如果我男友愿意去我家山东，他以后不方便照顾他的父母，我也愿意不要彩礼。”

“我男友出得起我要的彩礼，如果他不肯出，那就说明，他不打算跟我结婚。”小金说，毕竟结婚不是人生终点，婚后要面临更多实际问题，“如果一开始就因为彩礼谈崩了，证明金钱观不合，可能不适合结婚。”

但小金也表示，如果个别女性婚后一两个月就要求离婚，该返还部分彩礼，“如果我结婚没多久就想离婚，我会自觉返还部分彩礼。”

高价彩礼因何而生？

“彩礼”古已有之，但近年来，彩礼数额不断攀高，一些地方形成明码标价的地域“行情”，攀比之风盛行。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靳小怡从2008年起持续关注彩礼问题，“上世纪90年代后期，彩礼价值迅速攀升，不但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彩礼数目也明显超过嫁妆。进入21世纪后，尤其近十几年，一些地区的彩礼数额和价值呈现爆炸式增长。”

2018年，在全国11省开展的百村抽样调查中，靳小怡发现，农村男性的婚姻成本均值是当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6倍，其中，彩礼占据婚姻成本的二至四成。同时，地区差异显著，表现出“西部重彩礼、东部重婚房”的特征。在东部，彩礼均值2.27万元，是当地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5倍；而在西部，彩礼均值2.8万元，是当地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59倍。对于东部农村居民尚可承受的彩礼，在西部却成为农村男性成婚的“拦路虎”。

日前在陕西省进行的相关调查中，靳小怡了解到，男性在彩礼上的平均花费达到13.16万元，而八成以上的已婚男性有因婚借贷的经历。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婚姻家庭律师魏绍玲也观察到，高价彩礼区域性明显，常表现为“家庭条件越差、子女负担越多，彩礼负担反而越重”的怪象。

在靳小怡看来，高价彩礼是男性人口过剩和男性婚姻挤压的直接社会后果。“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逐渐偏高。2005年，我国出生性别比为118.88，与正常值（正常范围103-107）相比严重偏高，江西、广东、海南、安徽、河南五省的出生性别比甚至超过130，也就是每出生100个女婴就多30个男婴。” 靳小怡说，随着1982年以后出生的男性过剩人口逐步进入婚姻市场，婚姻挤压的累积效应日益凸显，“女性向上匹配的传统婚配模式带来“自西向东、从农村到城市”的女性婚姻迁移，因此，男性婚姻挤压高度集中在以中西部为主的欠发达农村地区，近年来，彩礼问题也正是在这些地区愈演愈烈。”

再往深处看，靳小怡认为，父系家族制度与嫁娶婚姻模式是彩礼存续的根源性原因。“所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种‘买断’和‘交割’成为男方向女方父母进行经济补偿的基本逻辑，并在男性婚姻挤压条件下抬升‘新娘价格’，即彩礼。”靳小怡说，在社会关系相对稳定、以“熟人社会”为特征的农村社区，受到攀比心理影响，村民往往将高价彩礼与“有面子”画上等号，利益至上的“交换观念”也在农村婚嫁习俗打上烙印，劳动致富与超前消费为彩礼上涨提供了可能。

“除了观念陈旧和攀比心理等因素，伴随城镇化推进，婚姻半径不断扩大，一些人以发达地区经济水平作为参照，希望借由彩礼改善家庭拮据状况，也人为抬高了农村地区彩礼成本。”魏绍玲说。

保障和隐忧

作为缔结家庭的经济保障，高价彩礼能带来婚姻的幸福吗？

“高价彩礼是把女性进一步物化了。” 靳小怡说，高价彩礼并不意味着女性地位的提升，带来的是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普遍受损，并降低了结婚率和婚姻质量，“一方面，高额彩礼成为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往往会导致婚前因彩礼谈不妥而拆散一对情侣，使有结婚意愿的年轻人结不起婚。另一方面，高额彩礼使因婚借贷普遍存在，婚后的经济负担往往导致家庭关系紧张，带来婚姻质量下降。”

在走访调研的过程中，靳小怡看见，索要高额彩礼的婚姻，离婚率和发生婚姻暴力的概率都更高。

近几年，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建齐接触过许多涉彩礼纠纷案件，“往往是收受彩礼后不久，男女双方分居或一方外出打工，从分居到分手。分手时，女方一般拒绝返还彩礼，而男方不得不拖着不离婚来要挟，双方一直耗着，导致婚姻关系名存实亡、双方都不幸福且背上沉重负担。”张建齐说，这种情况在偏远地区，特别是乡村频繁出现，双方通过媒人介绍，感情基础差、分手情况多，最后都或多或少涉及彩礼纠纷。“由于金额较高，动辄几十万，对于低收入家庭不是小数目，一旦婚姻破裂，男方往往想着怎么让对方把钱还回来，不然，会导致沉重的债务负担，生活情况恶化，甚至有人走向极端。”

超出家庭负担能力给付的高额彩礼背离了爱情的初衷和婚姻的本质，使婚姻演变成物质交换，不仅对彩礼给付方造成经济压力，影响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也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

最高法拟出新规

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针对彩礼问题，这些年，国家采取了一些专项治理举措，也需要法律做进一步的保障。”靳小怡认为，法律介入彩礼治理，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治理手段的一大进步。

“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不等于禁止彩礼，而是为了遏制假借结婚之名、行索取财物之实的行为。”魏绍玲解释说，给付彩礼及接受彩礼一方均具有自愿缔结婚姻的主观愿望，而借婚姻索取财物中，给付一方有缔结婚姻的愿望，索取一方并无缔结婚姻的愿望，“但主观意愿很难被外人知晓，所以一般根据在给付彩礼后的行为来判定。”

 “治理的是高价彩礼，而不是否认彩礼的礼俗传统。”靳小怡说，高价彩礼并非一个绝对值，应因地制宜。上述征求意见稿也明确了判断彩礼数额是否过高的标准，即参考彩礼给付方所在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给付方家庭经济情况等事实，并结合当地习俗确定。

对于治理高价彩礼，在法律保障之外，靳小怡建议加强观念引导，将婚恋教育纳入高校教育体系，树立男女平等的择偶观、性别平等的婚姻关系，倡导“婚事简办、费用共担”新婚俗。同时，加强教育、就业、医疗、社保等优质资源在城乡间、区域间的合理配置，促进西部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缓解远距离流动造成的较高的婚姻费用。

靳小怡说，人口性别结构失衡难以快速转变，欠发达农村地区大龄未婚男性的生存发展权益应受关注，“比如，通过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与支持力度，满足欠发达农村地区大龄未婚男性的基本生活需求和养老需求，营造更宽松的社会环境，减轻对他们的社会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