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里的东阳】

元代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扈从诗”，它是元代两都巡幸制下的产物。元世祖忽必烈在定都大都（今北京）后，将其出生地开平府（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定为上都，又称上京。每年春末夏初，元帝即前往上都避暑，至秋末回銮大都。在此期间，大批文臣扈从前往，赋诗吟咏沿途风光、上都风情，至今共有75名诗人留下了1500多首扈从诗。

甲辰春节，翻阅北大历史学家罗新的著作《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新星出版社，2023年1月版），一个东阳人的名字跃入眼帘：“胡助（1278-1355），字履信，号纯白老人，婺州东阳（今浙江东阳市）人，曾两度任职翰林国史院编修。胡助的文集《纯白斋类稿》里，收有多首描写驿路和上都风光的诗。”

有元一代，打卡上都的文人学者多如过江之鲫，胡助却能被视为“扈从诗”创作群体里的重要人物，在于他写了一本《上京纪行诗》，收录了他在首次扈从上都时创作的50首诗。最关键的是，这本诗集有15位当世名家为之作后记，足见诗作质量之高。

年过五旬赴上都

“我行得良友，夜宿建德门。晨征带残雨，华星缀云阴。局辔乘羸马，沿途共笑言。两京隔千里，气候殊寒暄。声利汨清思，山川发雄文。平生所未到，扈跸敢辞烦。愧予雁鹜姿，亦复陪鸾鹓。历历纪瑰伟，一见胜百闻。兹游尝夙愿，庶用归田园。”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农历六月，翰林国史院编修胡助首次踏上了去上都的驿路。这年他53岁，在当时已然是一老者。

按例，这趟扈跸之旅始于农历四月，但胡助因病而未能与同僚偕行。病情拖延旬月方愈，胡助就在昔日的学生、当时的同事吕仲实陪同下匆匆启程。

在这个雨后的清晨，病后初愈的胡助，在另一位同事苏天爵眼中，“身形瘦削，若不胜衣”。

上都与大都相隔约千里，队形庞大的御驾北上，行程约需一个月。胡助提前一天就和吕仲实宿于建德门（即今北京健德门），办理车马租赁手续，同时便于早起行路。

上都是元朝的夏都，地处金莲川草原。元代皇帝在此避暑同时处理政务，驻跸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因此需要大批臣子扈从，大批文化机构也随之形成。中统二年（1261）农历五月，忽必烈设立翰林院，七月设国史院；至元元年（1264）又将前代属于翰林院系统内的国史院正式与翰林院合并，设立翰林兼国史院。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上都翰林分院设立，大量的翰林文臣得以扈从，成为上都文人群体的核心。

收于《纯白斋类稿》内的《纯白先生自传》显示，胡助是经王士熙、虞集、马祖常、袁桷、元明善等人推荐，由温州路儒学教授之职改任翰林国史院编修，才有机会于至顺元年，跟从虞集“分院清暑上京”。虞集早在元仁宗时就被授翰林侍制兼国史编修；文宗上任后，于天历二年（1329）设立奎章阁学士院，他又任侍书学士。按当时规定，“非尝任省台、翰林及名进士，不得居是官”。虞集深得文宗赏识，还被任命为《经世大典》的总裁官即总编辑，文宗巡幸上都，虞集扈从为文宗讲解儒学。虞集对胡助倾盖相交，和其他诸公对胡助“皆待以奇士”，并促成了胡助上都之行。

两任国史院编修

提到胡助，很多人会觉得陌生。但时人把他与陈樵并称为东阳儒宗，诗文与陈樵相提并论。

胡助世居南马镇东湖村。他的父亲胡祐之是乡贡进士，被推荐授予迪功郎，进入史馆实录院从事文字工作。因此，胡助之后担任翰林国史院编修亦有家学渊源。

元代对文人的态度颇为轻贱，仅从“九儒十丐”的排序就可见文人地位低下。至大元年（1308），31岁的胡助才考中秀才，担任建康路儒学学录，兼任太学斋训导，来到繁华的南京城。当时的太学主管为监察御史周驰（字景远），他每日都前来学宫勉励学生。胡助与周驰一见如故，因此周驰把御史台官员的子弟都托付给他。

在胡助的悉心教导下，学生们登科入仕者众多，被他视为得意门生者，就有元代任中书左丞的吕仲实、任江西监宪的刘伯温、任辽宁参政的廉公亮、任礼部尚书的赵伯器。

在南京时期，周驰曾向朝廷推荐江浙地区博学通经擅长古文者7人编修国史，其中就有胡助。延祐元年（1314），元廷恢复科举考试，胡助欲往一试。但囿于当时省台规定，身为教官的胡助不得参试。次年（1315），各省乡试中举的考生聚集京城参加礼部春试，胡助也来到京城赴试，以才学结识了王士熙、虞集、马祖常、袁桷、元明善等名公大卿。但胡助最后只获任美化书院山长的职位。

“美化在处州万山中，今鲜知学。”胡助在丽水缙云美化书院的几年里，除了游山玩水、赋诗作文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可与人道及之处。泰定二年（1325），任期已满的胡助赴选吏部，获九品初职，但并没有被授予实职，时任太常博士的浦江乡友柳贯为他抱屈：“孰不叹其淹滞而悼其屈，虽予亦不能不为之慨然也。”泰定五年（1328），朝廷授胡助为温州路儒学教授，经王士熙和虞集等人力荐，改任翰林国史院编修。

这年秋天，胡助决定先归故里以告家人，并约定次年春天返京，王士熙、马祖常、宋沂等朋友纷纷赋诗以赠，“胡公骨清虑不烦，引珮鸣珂白玉温”“文场特立无双士，人表先推第一流”等赞辞，令胡助有了衣锦归乡的尊荣感。

国史院任期届满，胡助又改任右都威卫儒学教授。右都威卫文庙位于河北涿州，这里历史上是宋金两国交界之处，荒凉莽苍，居民多为屯田士兵以及羽林军老兵，胡助一时无人可教。所幸任期满后，他再任国史院编修，参与编纂辽、宋、金史。

上都纪行诗盈箧

两进国史院，胡助的上都之行当然不止一次。他第一次赴上都时所作的诗集《上京纪行诗》，后来被收入他的作品全集《纯白斋类稿》。可惜世事动荡，书稿损毁严重，虽经其后人四处蒐集重新汇编，也只留存与上京之行相关的诗歌二三十首。

据史料记载，元代从大都至上都的道路有4条，其中2条驿路、2条辇路。辇路为皇驾专用，有一部分与驿路重叠。《纯白斋类稿》中收录有《上京纪行诗七首》，均以地名入题，其中的昌平、居庸关就处于辇路与驿路重叠的路段。道路在居庸关北口分岔：向西北经怀来、鸡鸣驿前往张家口，此为驿路；向东北则经延庆入黑谷峪，此为辇路。从胡助其余4首诗名怀来道中、李老谷、赤城、鳌峰，以及散见于《纯白斋类稿》中的其余诗名龙门、云州、龙虎台、石鼓岭等诗作，可知他走的是驿路。

元帝北幸上都，向来以龙虎台为正式告别大都之地，因此御驾必在此留驻，留守大都的官员也是远送至此；返回大都时则在龙虎台大宴前来迎驾的官员。在《龙虎台》一诗中，胡助记载了元帝回京百官迎驾的情景：“缥缈神京五彩边，丕基开拓肇全燕。地形龙虎台千尺，国势山河卜万年。畿甸周遭明日月，居庸险厄古风烟。都人长此迎青跸，湛露光中白雁前。”胡助没有赶上元帝北上时的送驾场面，却躬逢元帝回京时的迎驾场景，内心激动溢于言表。

居庸关是元代两都纪行诗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地名。江南文士自南向北者经由居庸关，忽然进入崖壁峥嵘的峡谷，风物为之一变，不免心神震荡，忍不住要诉诸笔墨。胡助亦莫能外，在《居庸关》一诗中他如实记下了关内景物：“居庸古关塞，老我今见之。天险限南北，乱石如城陴。朝光映苍翠，征袖凉飔飔。涧谷四十里，崖峦争献奇。禽鸟鸣相和，草木蔚华滋，佛庐架岩上，疏泉汇清池。民居亦棋布，机硙临山陲。清幽入行李，缓策遂忘疲。黄屋年年度，深仁育黔黎。从官多名儒，山石遍题诗。伊余备史属，斐然愧文辞。矧兹中兴运，歌诵职所宜。皇灵符厚德，岂曰恃险巇。”盛夏季节，居庸关内凉爽的环境，让连日驱驰的胡助放缓步伐，欣赏起自然风光和文人题诗，既感慨于“天险限南北”的关塞天险，又惊叹于“山石遍题诗”的人文胜迹，并为此再赋居庸关：“涧谷巉容两轨行，全燕扼塞自天成。折冲险道四十里，制胜中原百万兵。过者但知今北口，居人不知古长城。清泉白石幽深处，暑气绝无寒气深。”当他在秋天告别寒冷的北方再至居庸关，想起即将投身温暖的大都，又心情大悦而在诗作《上都还》中喜不自禁：“居庸山水新霁色，左右清景轩须眉。”

过居庸关进入怀来道中，才是真正的旅途，胡助“百千僦一马，日行百余里”，每天拂晓即起行，途中“人困马思睡”，自己则“老病侵发齿”。行到李老谷的时候他还不幸中暑，“流汗还病暍”，晚宿山店，听着山中杜鹃啼鸣，不禁生起思乡之念，“期是明年春，相闻在吴越”。

赴上京途中，龙门和李陵台是当之无愧的两大景点，胡助各以两诗记录。龙门旧时有守御所，明代时成为重要的关城。城外山险水深，风光雄绝，“龙门两岸倚霄汉，禹錾神功壮九图。日月东西自吞吐，乾坤南北总枢机”，胡助到时刚好遇到一场雷雨，洪水漫上驿路，冲没了车马痕迹，“我行不敢过其下，引睇雄奇心悸慑”；但大雨也形成了“顷刻流泉百道飞”的瀑布奇观，老病词臣胡助逢此伟观，“吟鞭缓策不须挥”。而在时隔数月返回龙门时，正是秋高气爽，“飒飒山风吹帽寒。溪流曲折清可鉴”，又令他“万丈苍崖立马看”。

从龙门到李陵台，途中有一处叫“独石头”的景点，在谷地中巍然耸立，“魁然特起违林谷”，胡助好奇：龙门以北“他山琐碎不足观”，“此石胡为名以独”？由此石他又自悲身世，“安得炼之补天漏？徒使千秋擎佛屋”。过了独石头后不久，驿路与辇路又重合。一个残阳似血的黄昏，李陵台进入胡助的视域，“西照荒台远，犹惭太史公。君恩似水覆，臣罪与天通。汗简家声坠，降幡士气空。河梁他日别，凄断牧羊风。”许多文人到了李陵台，就会联想到托身草原、有家难归的李陵，因此吟咏李陵台者尤多，胡助也难免触景生情。当他在秋日返回大都时行经此台，李陵台下已是“沙平草软肥牛羊”，他以《再赋李陵台》表达了对一代名将的追思：“安得有台滦水侧？好事千古空相传。可怜归期典属国，雪埋幽窖无人识。”

过了李陵台，上都遥遥在望。上都因处于滦水之畔，古时又称滦阳。在这里，胡助写下了大量诗作，典型者当数《滦阳述怀十首》。这10首现场诗录，描绘了上都城精彩纷呈的真实场面。在胡助的笔下，上都是一座既有中原汉式建筑又有蒙古民族特色帐篷建筑的草原化北方大都市，体现了大元帝国对儒家优秀传统的复古。如元文宗的常驻之地大安阁就是一座汉式建筑，“帝业龙兴复古初，穹窿帐幄倚空虚。年年清暑大安阁，巡笔山川太史书。”除了大安阁这样的楼阁，上都还有花园草地、牛马羊鹿等，因此有“绿阑青草玉花骢。驯鹿游眠殿阁东”的景观。此外，上都有众多的印度佛教徒和伊斯兰教传教士，他们被称为“西梵祝厘”和“西清学士”，“西梵祝厘环地坐，瞳胧初日晓旗风。西清学士草黄麻，阁老承恩扈翠华”。胡助还描述了元上都天文学科研机构——司天台以及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在上都设计建设的铁幡竿：“昨夜司天台上望，文章光焰照龙沙。小西门外草漫漫，白露垂珠午未干。”“沙漠峥嵘车马道，半空秋影铁幡竿。板屋松烟染寿衣，天街暑雨没青泥。”而“夜来沙碛秋风起，鸣镝云间白雁低”，则记录了皇家在上都狩猎的情景。“御天门前闻诏书，驿马如飞到大都”，更为形象地描绘了元上都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上都与大都十分密切的政治关系。御天门是上都宫城的南门，也是宫城三门中最重要的门户，元帝在上都期间下达的诏旨，都要在御天门上发布，再送往大都转发各地，以达到“九州四海服训诰，万年天子固皇图”的统治目的。在胡助看来，上都的夜晚是如此美妙，“斗北高寒无点暑，举头正见七星文。玉堂近与琳宫接，清夜步虚声尽闻”；上都的生活环境极为舒适，清凉的气候让蚊蝇绝迹，美味的葡萄酒令人沉醉，“朝来雨过黑云山，百眼泉生水草新。长夏蚊蝇俱扫迹，葡萄马酿醉南人”。

名家题词赞其诗

在赴上都途中，胡助观山览水，吟诗为乐。到上都后他也不废吟哦，作诗甚勤。其间虞集前来国史馆办公数十日，因为虞集视力不佳，就口述文章内容，由胡助执笔抄录。胡助书法习赵梦頫一路，字体短秀，骨架劲挺。而胡助每作一诗，都先请虞集指正。返回大都途中，胡助也多有所赋，抵达大都后，他把其中的50首佳作汇编成《上京纪行诗》。

虽然胡助自谦诗集中的作品不能形容北国巨丽风光万分之一，但见此诗集者莫不大加赞赏，15位当世文人名宦接续为诗集作跋，至今可查者有王守诚、王士熙、苏天爵、王理、黄晋卿、孛术鲁翀、吕思诚、陈旅、曹鉴、吴师道、王沂、揭傒斯等12位。其中揭傒斯评价甚高：“自天历、至顺以来，当天下文明之运，春秋扈从之臣，涵陶潜化，苟能文词者，莫不抽情抒思，形之歌咏，然未有若胡君之多者。”可见在当时，胡助是创作扈从诗数量最多的文人。揭傒斯之前还阅读过胡助的诗集《京华杂兴》，当时他就想模仿创作却最终无成，如今看到《上京纪行诗》，惊叹于“志意消耗有甚于前者”，认为胡助为上京纪行诗投入的心血较京华杂兴诗更多，诗作质量也更令他望尘莫及。

在诸多诗评中，来自河南南阳的孛术鲁翀评论相当细致：“今见其上京纪行诗凡若干篇，纡徐妥帖，缜致清婉，情景交融，不激不怪，讽之诵之，士雅民风，古意犹在是也。”胡助的诗，最大的特色就是古雅。作为元代诗文大家“第一人”，虞集就称胡助诗文气韵清雅。而从胡助的自传可知，这种古雅气韵，在于他“平居酷好韩文，未尝一日不观。诗好渊明、山谷之诗，怡然自得于心”，正因为平生偏嗜并学习韩愈、陶渊明、黄庭坚等人的诗文，才有这种温润如玉、辞气精密的古风。早在皇庆元年（1312），曾任国子司业的吴澄辞官南归，路过南京，读到胡助的诗文，大为称赏，评价其诗“如春兰茁芽，夏竹含箨，露滋雨洗之余，馥馥幽媚，娟娟净好。五七言古近体皆然”，列为上品。而“北山四先生”之一的许谦初遇胡助，当时因为不识其人而未曾交谈。后听朋友提及，悔恨不已。皇庆二年（1313），许谦游学南京，读到胡助诗作，“皆清平古雅”，于是渴求一见。

这样一位诗文大家，在元代却依然被风尘掩埋而不显于世，作品不被收入《元文类》《继文章正宗》，以至于明代正德年间天台乡贡进士庞龙为其打抱不平：“孰知东阳纯白胡先生之作述，实其沧海之遗珠哉？”明代著名文臣宋濂数次致信胡助，请其为自己的文集作序。

70岁时，胡助请辞归里，30年的京华岁月就此画上句号。

编辑：许琳琳
二审：董之震
终审：陈一点